这是个技术主宰的时代，男人的快乐深深刻入技术的痕迹，男人们本能地相信各种技术手段可以帮助他们获得快乐，把身体改造得更好，挣更多的钱，与更多的陌生女人上床……在这种不停歇的追逐过程中，我们隐隐地感到，男人可能正在失去真正的快乐，快乐正在变得技术化的有量无质。
上个世纪为数众多的文明反思者已经为此深深忧虑。他们不得不费力地将我们拉回到人类的原始状态，苦口婆心地告诉我们，在简陋与单纯的时代，快乐如此垂手可得。此时的男人们，还没有被赋予太多的社会意识，没有被物化。尽管生活艰苦，但是快乐却不用如此之多的附加值。在现代社会，一个男人为了获得与某个女人的快乐，他可能要煞费苦心的安排一次旅行，要通过豪华的游艇与精心的旅行路线来达到目的。一项原本的单纯的快乐，变得困难重重，其中充满了不合人性的制度化。而对于一个原始人来讲，可能处处可见的草堆就是快乐的天堂。对于没有打开视线的原始人来讲，世界是狭小却清晰可见的，任何一点事物都可占取他们全部的内心世界，并带来了充满其间的乐趣。
但是，不管你如何抵制现代文明，你必须承认原始人的快乐是无知所造成的，他们所拥有的快乐可能是浅薄的。人类史上真正的快乐定义可能出现于文艺复兴时期。这是个人性获得空前解放的时期，人类获得了发现世界的乐趣，发现了释放性欲的乐趣，发现了文化与艺术的乐趣。并且，他们在不断肯定快乐的价值，快乐是对生命意义的肯定与验证。此时的，男人们都沉浸于附庸风雅之中，对于文艺复兴领袖彼得拉克来讲，能够用文雅的拉丁文撰写肉麻的情书是极有趣味的；对于伊拉斯模来讲，《愚人颂》这样的谐噱篇章是对于世界一种严肃真实的反映，并且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快乐……从浩瀚的典籍中，我们发现文艺复兴时期的男人们沉浸于一种明朗的快乐，他们生气勃勃地发现世界，并通过生机勃勃的方式表现出了发现的快乐……文艺复兴的开创者们，像一群活力四射的大孩子，兴致昂然的玩着各种游戏。
从16世纪到18世纪，男人们沉浸于游戏的快乐之中。历史资料表明，从1500年到1700年期间，男人的服饰不断剧变着，他们沉浸于巴洛克与洛可可式的花样之中。活在这两个世纪间的男人是幸福的，他们尽情地卖弄自己。
从19世纪开始，资本主义的实利主义开始缓慢地侵入男人体内。男人们在这个物欲扩张的社会形态中，逐渐朝功能化的方向发展着。实利主义忽略美感，强调人身上的功能性。在商业取得相当成功的19世纪末，“男人留着胡子，头戴高高的丝帽，手中握着手杖，他们自豪而幼雅地相信自已是大自然及历史造就的佼佼者。”这样的社会地位与财富地位，是男人快乐的标志。
显然，20世纪加剧了这种趋势的发展速度。尤其是技术的侵入将这种功能主义发挥到一个极至。而男人们也被物化到一个极至，他们必须追逐金钱、权力、肌肉与勃起的时间长度……一切都具有具体而理性的数字衡量标准。在现代社会中，当"什么样的男人最快乐"被提出时，标准答案已经摆好……
这种粗线条的历史扫描方式，当然会忽略到很多细节。不管我怎样强调文化与社会对男人快乐的影响，我都必须承认作为男人，他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最基本的获得快乐的方式。这种快乐的获取是一种本能，比如性，比如成就欲，比如创造欲。它们是不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变化的。但是，我同时也想强调的是，这种本能的快乐正在遭遇着人为的侵袭。在越来越强调快乐与刺激的今天，事实上，我们可能正在失去快乐。尤其，作为男人，在这个功利社会，他承载了太多令他焦虑的因素，他急切的渴望利用快乐来遗忘这种焦虑。因此，他采取了某种技术或者药物手段。此时，快乐变成了一种纯粹的生理反应。这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因为快乐，本应该主要是一种精神与心理现象。而今天，它可能正危险地演变成一种单纯的生理刺激。
有人寄望于网络技术让我们获得解放。因为网络技术帮助我们从循规蹈矩的工业体制中解脱出来，我们变成了单独的个体，重又获得个人的舒展。这是又一次文艺复兴，一部分学者这样认为。乐观人士显然忽视了，这种解放背后蕴涵的更深层的束缚。事实上，新技术让我们陷入了更加紧张的依赖之中。网络像一个机器猫的百宝袋，随时提供一切我们的需求，包括快乐。这种方式的前提是更加极端地将快乐视作纯生理需求，纯数量表现。
男人们失去了快乐，因为他们失去了悠哉游哉的心绪。他们没有时间没有闲情去写情书，去打扮自己……世界对于他们来讲，太复杂了，太快速了。他们焦虑，并迫不及待地追赶时间。
但是，怎么办？我们不可能抛弃掉文明，更不可能回到文艺复兴时的单纯。不幸的男人们已经坐上了一辆疯狂的、正在加速的列车。这辆列车就象赫胥黎描绘的"美丽新世界"一样，它许诺道："人人都将获得快乐"。这种快乐，是通过新技术思想导师《连线》杂志所预测的"可以随时达到性高潮的药片"，可以"混看梦境与现实的机器"来实现的。
最终，经过如此漫长的叙述，我所得出的男人的快乐原则，即是开阔、生气勃勃的内心空间。它是一切美妙的性、成就欲的前提。但在这样一个内心世界遭受挤压的时代，这种快乐几乎已经不复存在了。我们的心灵不再从容，变得慌慌张张。很可惜，我无法提供任何解决方案，因为为数众多的大师们都试图提出他们的解决方案，但是他们都失败了。我们已经坐上一辆疯狂的列车，谁也不知道如何刹车。
2007年4月25日星期三
2007年4月5日星期四
已２８岁了依然像个孩子：为什么中国人长不大
[博主按]以下叽歪文章不代表本人意见，请读者自行批判阅读。
信源：黎鸣博客
http://www.popyard.org 【八阕】最近发生的追星女子杨丽娟的事件，是个典型的中国人长不大的现实事件。小杨已２８岁了，按照过去的习俗，早该结婚生子，步入成人正常的生活轨道。然而，她依然像个孩子，任性追星（如果往深里看，现今人们的这种所谓“追星”，其实是青少年一任个人性幻想的无限膨胀、延伸，终至不能自拔），以至无视和错过了自身理性的成长，造成相应家庭义务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严重地缺失。可悲的是，家长也同样缺乏理性，一味娇宠，为遂其所愿，变卖家产，全家往香港一睹“星”爷（刘德华）的尊容；最后竟闹到父亲投海自杀（理性的绝望），母亲也违背理性（毫无道理）地向“星”爷提出高额（５０万）索赔；为此，又继而引起了上万粉丝们的力挺“华仔”，呼吁要“健康追星”。这个世界真是疯狂，“追星”本身就难言有理性的“健康”。
这真是现代中国年轻人“长不大”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人生和家庭的悲剧。
但我今天想说的却远远不只是这些。如果往“中国文化”的深里挖，其实，中国人原本即是一个长期以来“长不大”的民族，正是因此，在现代西方享乐思潮的影响之下，类似如此“长不大”的悲剧，在中国的青年人中将还会愈演愈烈，诸如网瘾、赌瘾、淫瘾、追星瘾，等等等等，总之一切“瘾”的灾难，都很有可能会在中国的青年人中迸发，造成愈来愈甚的个人、家庭乃至社会的悲剧。千万不要忘记，我们中国人的近代史即是从我们民族“长不大”的一个巨大的历史悲剧中开始的。它是什么？它即是清代后期几乎全国上下普遍的吸食鸦片成瘾，终至为了民族的“自救”而爆发了（１８４０年）中英“鸦片战争”，并从而开始了中国人的远不同于古代情节的近代史。此外，我们还应该看到，现实中的“烟瘾”、“嫖娼瘾”等等，也是在当今的中国最甚，规模最大，人口最多。可悲的是，“长不大”的民族似乎又在从文化思想上继续重复自己过去“长不大”的历史传统悲剧。我既然认识到了这一点，我就有责任向我亲爱的同胞，尤其年轻的同胞发出警报。
我今天特别要探讨的是，之所以中国人永远“长不大”的历史文化以及思想的根源，希望得到广大网友们的关注。
何为“长不大”？中国人永远“长不大”的究竟是什么？答案很清楚：“智慧”“长不大”，中国人“长不大”的是自己的“智慧之树”。
《圣经》的《创世纪》一节中曾谈到，人类的一生，实质上都是在同时栽培两种“树”，一种是“生命之树”，另一种是“智慧之树”。人类的“生命之树”如同动植物，长大长不大的问题基本上由不得人们自己，几乎全都由客观的自然规律以及自然环境所决定，用一句人们熟知的话来说，即不依任何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也即是说，对于人们的“生命之树”来说，即使人们自己不想“长大”也不行，换言之，日月如梭，生死有定。
人类的“智慧之树”则不然，几乎完全与“生命之树”相反，与自然规律和环境的关系不是那么明显，而是基本上决定于人类自身营造的社会（文化）环境，或者说人类的主观环境。
作为“生命之树”，人类就像植物的根 ----干----枝----叶----花----果……一样，具有固定的生命周期，从婴儿开始，到少年、青年、壮年、老年，中间生儿育女，最后走向死亡。这个过程几乎与人们的主观意志无关，所以也就几乎谈不上什么“长大”、“长不大”的问题（这里暂不讨论关于生命夭折或其他诸如侏儒病之类的种种原因等问题）。
然而，作为“智慧之树”，人类则只能依靠人类（集体）自身与个人自身的努力，为自己营造一个适合自身智慧成长的社会（文化）的环境（土壤），从而使人类自身能够顺利地从自然（本性）的人“长大”到社会（理性）的人，以及还继续“长大”到更高级的精神（悟性）的人（真人、善人、美人）。应该看到，虽然每一个人的“生命之树”最终都会走向死亡，但人类的“智慧之树”却有可能不会死亡，通过人类内在和外在的记忆工具，人类的智慧之树将可能形成智慧的森林，如同热带雨林，更为下一代人类的智慧之（树）苗提供更真、更善、更美的社会（文化）环境（土壤）。正是因此，人类的文明智慧可以不断地进化发展。
人类“长不大”的问题，实质上即人类在从自然（本性）的人向社会（理性）的人，以及向更高级的精神（悟性）的人转化（“长大”）的过程中发生了中断的问题。实际上也就是民族或个人“智慧之树”“长不大”的问题。
很显然，上述的杨姓女子，从生命之树成长的情况看已到了“成年”，按照规律，她的智慧之树也应该相应进入社会（理性）人的阶段，而不应该停留在自然（本性）人的阶段。然而事实上则不然，她拒绝进入“理性”，她继续依赖父母躺在自然（本性）的“摇篮”之中拒绝跨进理性人的门槛。更糟糕的是，她的父母也同样缺乏理性，一味迁就她的非理性（本性，例如青春期的性幻想）需求，甚至不惜变卖家产，全家陪她赴香港，去做那求见明星的荒诞旅游。杨女父亲之死其实是理性绝望之死，杨女母亲之向明星索赔（５０万）的要求也依然是违背理性的要求。
什么是人类的“理性”？人类的理性即人们在一个人类公共的社会环境中，对自我行为自行作主、自行负责的基本的智慧性。请大家注意，上述定义中社会的“公共性”和个人的“自行作主”和“自行负责”的重要属性。什么是社会的“公共性”？关于这一点我其实在过去的文章中也早就论述过，它们即社会政治的人人平等的公正性、社会经济的人人自主的公平性以及社会文化的人人自由的公开性。没有社会的“公共性”，任何个人想要顺利地进入社会理性人的阶段都是非常困难的。正是因此：
认真分析中国的社会，并同时分析每一个中国人，确实会令人非常痛苦。我的分析的结果，网友们可以参看拙著：《问人性》、《中国人性分析报告》、《情场化社会》以及《人性与命运》等。
分析的结果让我深深地认识到，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社会，实际上长期以来严重地匮乏社会的“公共性”，因此相应地，我们中国人事实上也同样严重地缺乏对自我行为自行作主、自行负责的基本的理性智慧。说白了，中华民族很久以来就是一个始终“长不大”的民族。
关于我的这个结论，我请同胞们先不要发火，因为我在这里进行的是说理，并不是诅咒和谩骂，况且这个结论也首先给予我痛苦：我们中国人的的确确是长期以来患上了理性匮乏症的严重的文化病。这种文化病的病根，说起来又得回到我的老话题----孔夫子及其儒家。
孔夫子及其儒家长期以来用“礼”完全取代了人类社会理性智慧的“理”；
孔夫子及其儒家长期以来用“仁义”的私情之“道”完全取代了老子以及人类公共社会本来应有的公（公正、公平、公开之）“道”；
孔夫子及其儒家长期以来用“孝悌忠恕”的私“德”完全取代了人类公共社会本来应有的公（公正、公平、公开之）“德”，等等。
两千多年来的中国社会，其实质不过是一个私天下、家天下、私群的天下，说白了，是一个始终缺乏公共理性的血缘或类血缘（类动物性）的社会，正是因此，中国的传统社会原本就是一个缺乏公共理性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缺乏公共理性的社会中，怎么可能允许中国人顺利地从自然（本性）的人“长大”到社会（理性）的人呢？更不要说让中国人继续“长大”到精神（悟性）的人（真人、善人、美人）。
我在前面的文章中也早就谈到，从孔夫子及其《论语》开始，他就已经倒栽了中国人的“智慧之树”，掐断了中国人的“慧根”。中国人直到今天还在念念不忘孔夫子，还在念念不忘《论语》，实际上也就是还在继续要求“倒栽”中国人的“智慧之树”，继续毒害我们中国的年轻人。一句话，继续让中国人的“智慧之树”永远“长不大”。这里所说的，就是中国人的“智慧之树”永远“长不大”的致命的历史（文化、思想）传统的总根源。
说白了，使中国人的“智慧之树”永远 “长不大”的历史、文化、思想的总根源，就是孔夫子及其《论语》，以及历朝历代所有儒家文人们对孔夫子及其《论语》的迷信、保守和冥顽不化。至今回顾“五四”运动时期的先驱，他们的“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何其准确，何其振奋，何其英明！！！（２００７，３，３１。）
信源：黎鸣博客
http://www.popyard.org 【八阕】最近发生的追星女子杨丽娟的事件，是个典型的中国人长不大的现实事件。小杨已２８岁了，按照过去的习俗，早该结婚生子，步入成人正常的生活轨道。然而，她依然像个孩子，任性追星（如果往深里看，现今人们的这种所谓“追星”，其实是青少年一任个人性幻想的无限膨胀、延伸，终至不能自拔），以至无视和错过了自身理性的成长，造成相应家庭义务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严重地缺失。可悲的是，家长也同样缺乏理性，一味娇宠，为遂其所愿，变卖家产，全家往香港一睹“星”爷（刘德华）的尊容；最后竟闹到父亲投海自杀（理性的绝望），母亲也违背理性（毫无道理）地向“星”爷提出高额（５０万）索赔；为此，又继而引起了上万粉丝们的力挺“华仔”，呼吁要“健康追星”。这个世界真是疯狂，“追星”本身就难言有理性的“健康”。
这真是现代中国年轻人“长不大”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人生和家庭的悲剧。
但我今天想说的却远远不只是这些。如果往“中国文化”的深里挖，其实，中国人原本即是一个长期以来“长不大”的民族，正是因此，在现代西方享乐思潮的影响之下，类似如此“长不大”的悲剧，在中国的青年人中将还会愈演愈烈，诸如网瘾、赌瘾、淫瘾、追星瘾，等等等等，总之一切“瘾”的灾难，都很有可能会在中国的青年人中迸发，造成愈来愈甚的个人、家庭乃至社会的悲剧。千万不要忘记，我们中国人的近代史即是从我们民族“长不大”的一个巨大的历史悲剧中开始的。它是什么？它即是清代后期几乎全国上下普遍的吸食鸦片成瘾，终至为了民族的“自救”而爆发了（１８４０年）中英“鸦片战争”，并从而开始了中国人的远不同于古代情节的近代史。此外，我们还应该看到，现实中的“烟瘾”、“嫖娼瘾”等等，也是在当今的中国最甚，规模最大，人口最多。可悲的是，“长不大”的民族似乎又在从文化思想上继续重复自己过去“长不大”的历史传统悲剧。我既然认识到了这一点，我就有责任向我亲爱的同胞，尤其年轻的同胞发出警报。
我今天特别要探讨的是，之所以中国人永远“长不大”的历史文化以及思想的根源，希望得到广大网友们的关注。
何为“长不大”？中国人永远“长不大”的究竟是什么？答案很清楚：“智慧”“长不大”，中国人“长不大”的是自己的“智慧之树”。
《圣经》的《创世纪》一节中曾谈到，人类的一生，实质上都是在同时栽培两种“树”，一种是“生命之树”，另一种是“智慧之树”。人类的“生命之树”如同动植物，长大长不大的问题基本上由不得人们自己，几乎全都由客观的自然规律以及自然环境所决定，用一句人们熟知的话来说，即不依任何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也即是说，对于人们的“生命之树”来说，即使人们自己不想“长大”也不行，换言之，日月如梭，生死有定。
人类的“智慧之树”则不然，几乎完全与“生命之树”相反，与自然规律和环境的关系不是那么明显，而是基本上决定于人类自身营造的社会（文化）环境，或者说人类的主观环境。
作为“生命之树”，人类就像植物的根 ----干----枝----叶----花----果……一样，具有固定的生命周期，从婴儿开始，到少年、青年、壮年、老年，中间生儿育女，最后走向死亡。这个过程几乎与人们的主观意志无关，所以也就几乎谈不上什么“长大”、“长不大”的问题（这里暂不讨论关于生命夭折或其他诸如侏儒病之类的种种原因等问题）。
然而，作为“智慧之树”，人类则只能依靠人类（集体）自身与个人自身的努力，为自己营造一个适合自身智慧成长的社会（文化）的环境（土壤），从而使人类自身能够顺利地从自然（本性）的人“长大”到社会（理性）的人，以及还继续“长大”到更高级的精神（悟性）的人（真人、善人、美人）。应该看到，虽然每一个人的“生命之树”最终都会走向死亡，但人类的“智慧之树”却有可能不会死亡，通过人类内在和外在的记忆工具，人类的智慧之树将可能形成智慧的森林，如同热带雨林，更为下一代人类的智慧之（树）苗提供更真、更善、更美的社会（文化）环境（土壤）。正是因此，人类的文明智慧可以不断地进化发展。
人类“长不大”的问题，实质上即人类在从自然（本性）的人向社会（理性）的人，以及向更高级的精神（悟性）的人转化（“长大”）的过程中发生了中断的问题。实际上也就是民族或个人“智慧之树”“长不大”的问题。
很显然，上述的杨姓女子，从生命之树成长的情况看已到了“成年”，按照规律，她的智慧之树也应该相应进入社会（理性）人的阶段，而不应该停留在自然（本性）人的阶段。然而事实上则不然，她拒绝进入“理性”，她继续依赖父母躺在自然（本性）的“摇篮”之中拒绝跨进理性人的门槛。更糟糕的是，她的父母也同样缺乏理性，一味迁就她的非理性（本性，例如青春期的性幻想）需求，甚至不惜变卖家产，全家陪她赴香港，去做那求见明星的荒诞旅游。杨女父亲之死其实是理性绝望之死，杨女母亲之向明星索赔（５０万）的要求也依然是违背理性的要求。
什么是人类的“理性”？人类的理性即人们在一个人类公共的社会环境中，对自我行为自行作主、自行负责的基本的智慧性。请大家注意，上述定义中社会的“公共性”和个人的“自行作主”和“自行负责”的重要属性。什么是社会的“公共性”？关于这一点我其实在过去的文章中也早就论述过，它们即社会政治的人人平等的公正性、社会经济的人人自主的公平性以及社会文化的人人自由的公开性。没有社会的“公共性”，任何个人想要顺利地进入社会理性人的阶段都是非常困难的。正是因此：
认真分析中国的社会，并同时分析每一个中国人，确实会令人非常痛苦。我的分析的结果，网友们可以参看拙著：《问人性》、《中国人性分析报告》、《情场化社会》以及《人性与命运》等。
分析的结果让我深深地认识到，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社会，实际上长期以来严重地匮乏社会的“公共性”，因此相应地，我们中国人事实上也同样严重地缺乏对自我行为自行作主、自行负责的基本的理性智慧。说白了，中华民族很久以来就是一个始终“长不大”的民族。
关于我的这个结论，我请同胞们先不要发火，因为我在这里进行的是说理，并不是诅咒和谩骂，况且这个结论也首先给予我痛苦：我们中国人的的确确是长期以来患上了理性匮乏症的严重的文化病。这种文化病的病根，说起来又得回到我的老话题----孔夫子及其儒家。
孔夫子及其儒家长期以来用“礼”完全取代了人类社会理性智慧的“理”；
孔夫子及其儒家长期以来用“仁义”的私情之“道”完全取代了老子以及人类公共社会本来应有的公（公正、公平、公开之）“道”；
孔夫子及其儒家长期以来用“孝悌忠恕”的私“德”完全取代了人类公共社会本来应有的公（公正、公平、公开之）“德”，等等。
两千多年来的中国社会，其实质不过是一个私天下、家天下、私群的天下，说白了，是一个始终缺乏公共理性的血缘或类血缘（类动物性）的社会，正是因此，中国的传统社会原本就是一个缺乏公共理性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缺乏公共理性的社会中，怎么可能允许中国人顺利地从自然（本性）的人“长大”到社会（理性）的人呢？更不要说让中国人继续“长大”到精神（悟性）的人（真人、善人、美人）。
我在前面的文章中也早就谈到，从孔夫子及其《论语》开始，他就已经倒栽了中国人的“智慧之树”，掐断了中国人的“慧根”。中国人直到今天还在念念不忘孔夫子，还在念念不忘《论语》，实际上也就是还在继续要求“倒栽”中国人的“智慧之树”，继续毒害我们中国的年轻人。一句话，继续让中国人的“智慧之树”永远“长不大”。这里所说的，就是中国人的“智慧之树”永远“长不大”的致命的历史（文化、思想）传统的总根源。
说白了，使中国人的“智慧之树”永远 “长不大”的历史、文化、思想的总根源，就是孔夫子及其《论语》，以及历朝历代所有儒家文人们对孔夫子及其《论语》的迷信、保守和冥顽不化。至今回顾“五四”运动时期的先驱，他们的“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何其准确，何其振奋，何其英明！！！（２００７，３，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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